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我对她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

    我摇摇头:“出差。”

    老人表示疑问:“你?”

    “是啊。”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带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

    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我从法兰克福辗转到上海，又来武汉……”

    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寻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也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亲的学生，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地看她，17岁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