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盲童能成长为生物学家，而我们许多身体健全的人却常常睁大眼睛在问:“我的出路在哪里?”

    那个秋日想来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当时我10岁，住在新泽西州丹佛市。天刚亮，哥哥就领我去上学。由于4岁起就失了明，我只能依靠声音、气味、形状和结构来了解周围的世界——腐烂的树叶和发酵的山楂子散发出香味，触摸和倾听告诉我一棵树的位置、一辆自行车的速度、一个人走过面前……

    我走进教室，在前排靠近窗户的地方坐下。我的座位伸手可及讲台，生物老师科尔伯格太太假期常到佛罗里达西海岸旅行。这一天，她带来一些从那儿收集的贝壳，就摆在我身边的窗台上，我比同学们有更优越的条件先“睹”为快。

    我的幼年是在荷兰度过的，那时就已经爱上了贝壳，和伙伴们在海滩上玩耍，“成功”的一天意味着捧回一大堆鸟蛤、楔形贝和剃刀蚌。

    窗台上的那些贝壳摸着恰如是最注重细节的雕刻师制作的工艺品——鸟蛤壳上的条纹更凸出、卷得更紧，饰满了部分重叠的小鳞片，内部也比我想像的光洁平滑得多，指甲在上面划一下就像滑过玻璃一样；还有形态各异的蜗牛——奇异得叫你想不到。

    然而最难以解释的还是“电闪蛾螺”——一端是螺旋形的球状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