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君出国之前，我终于向他摊牌了。我说，我想跟他在一起。听起来很傻气，连我那素来开明兼无比欣赏他的老妈都说：我知道你们素来亲厚，但他一去两年，你这又是何苦来着?

    何苦来着，我问自己。

    他的目的地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美国英国，他去的是非洲。而且，也不像不少朋友一样是拿了奖学金去读书。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参加了援非医疗队。

    我们是中学同学，所以要追溯交往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事，只能说，经过十几年，我们好得像亲兄妹一样——不不不，还不止如此，他是最好的朋友和兄长的结合体，跟他在一起一切都十分妥帖。这一点尤其叫我心动。我们在一起有无数话题，从来是快活不知时日过。我想我不会喜欢别人了，与他相比很多人都粗鄙不堪。我想他也是爱我的，这无需表白，无需解释。

    我给他写了平生最肉麻的一封信，但完全没有爱啊想念啊这种字眼，我只是说，无论如何，我会等着你。很久没有听说过誓言这回事了，落下泪来。

    他要去的就是马里，他本来是前途无量的年轻外科医生，可竟然要去那个缺医少药的地方。

    我将网上大堆有关马里的资料打印出来，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一点点讲给他听。身边的俊男靓女们都乐此不疲地大吃大喝享受生活，只有我们两人面对—堆资料神，隋严肃。

    我清清嗓子，假装是在采访：“沈医生，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请问，你是否真正了解你要去的那个国家。在那里，旅行者只能饮用瓶装饮料，不能用冰块……”

    “不能吃海鲜，水果必须削皮防止污染……”他对答如流。

    “还有，在城市高危人群中HIV-1感染率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