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的中文老师，是上帝用参天大树制造的小椅子。当孩子们天真落座，她们就欣然地被压在了下面。

    我在国内时是大学里教现代汉语文法的老师，到美国后，也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短期任教。十多年后，放弃了对小学中文教师这种职位的蔑视，我亦成了加州胡佛小学校后中文教育的一名老师。这一切，皆因我有了两个孩子，今年她们一个10岁，一个8岁。

    2

    年轻时我没想过要生孩子，更没想过要用什么语言教育他们。如果我晚生20年，我可能就是北京城里的丁克族。可人生莫测，眼下我的现实情况是，我有两个女儿，她们的爸爸是美国人，不是那种懂中文的美国人，OK!我是一个不得志的中文作家，我们住在华人统统受过高等教育的硅谷。

    3

    宝宝刚学说话时，我跟她讲的是云南话。云南话也分几种，昆明话算是比较文明易懂的，可我的母语是滇南语。人是“一根人”，鞋是“一根鞋”，碗是“一根碗”;指令孩子别动东西是“罢整”;问候人是“咯吃”?这种语言语音好听，接近法语;语意难懂，接近“粪瓢搅屎”……直到隔壁搬来了一对小姐妹，我的孩子才讲上了台湾“国语”。

    宝岛的“国语”虽然有点儿走调儿，嗲腔肉麻，可使用人数比滇南广泛，当然要接受的。可两个小姐妹住了不到一年，又随父母亲搬回新竹去了。如果说学语言最重要的是环境，那这个环境就随着小姐妹的离开消失了。

    4

    孩子进了幼儿园，英语无师自通，回到家就不再讲中文了。我本来就是个随便的人，信仰人生轻松才是福。你跟孩子讲中文，她给你用英文答回来，鸡蛋碰石头。如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方人，我一定会将鸡蛋变成她，石头变成我。可我恰恰是一个自卑的云南人，从小以为讲普通话的叔叔阿姨都是“当官的”。在滇南我成长的小县城，只要稍带外地口音的人，不是教师就是机关干部、随军家属、党政要员。这些人的口语口音，一向是我们本地人辨别文明、文化中心，模拟未来前途的标准。

    我到了21岁，才学会讲普通话。就像一个中国人学会了英语，我的优越感是压都压不住。我用普通话谈恋爱;用普通话在父母面前大放厥词;用普通话教训舅舅应该想办法把他的独生子送到北京去受教育，这样他长大了才会“说普通话”，“不受人歧视”……大学毕业后，我干脆以普通话为通行证，自己把自己分配到北京去了。居住在首都，才发现北京市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共同普遍的价值观:谁家孩子出国谁家孩子就是有出息的孩子!

    5

    我总不能再花21年学英文吧。于是我直接地嫁了美国人，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形下，自己把自己分配到了美国。

    一晃眼，我说了一口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