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学会了敞开胸怀，相互理解。

    ——题记

    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岁。八个月后，母亲认为我需要更多的男性楷模，便把我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赫施的米尔顿·赫施学校去。

    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到学校去，车子离学校越近，我心里的结就拧得越紧。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勇敢些。父亲已不在人世了，你该表现得像他们所期望的男子汉一样。”可是事实上，我不知怎样做才算得上一个男子汉，除了举手投足尽量像个禁欲主义者那样“酷”一点以外。所以，尽管我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抗拒这一次旅行，但我还是没吭一声要表示反对。“我的生活将会怎样呢?别的男孩子会怎样对待我呢？”

    到达后，有人带我们母子俩去参观那幢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农场式房子——我那个单元里住了十六个男孩，还有我们的监护人夫妇住的一套小公寓。当我被领去看我将和另外一个男孩同住的房间时，母亲留在了后面。

    等我回来，会客室已经是空荡荡的了。“我妈妈在哪儿呢？”我问。

    “噢，她走了。”有人说。

    走了?我的双腿发软。后来我才知道，是学校的顾问极力说服了母亲，叫她连声“再见”也不要跟我说就悄然离去，避免一场伤感的分离。

    我在新卧室里呆坐了一个下午。四点钟的时候，男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他们过来看我。有个人说：“孩子，你个头真矮。”

    “李，他不仅是矮，而且小得可怜。”

    “我们管他叫‘蚂蚁’吧。”李说。

    “不，叫他‘臭虫’更好些。”

    “我喜欢他另外的那两只眼睛，”另一个人指着我的眼镜说，“也许我们该叫他‘虫眼’。”

    说完这些，他们去干他们的课后工作了。

    晚饭后，我们在开始学习之前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