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7岁时，因为家境贫困，日子煎熬，加上已有3个女娃的父母一心想生个男娃，父亲便写信商量把我过继给外省城里没有孩子的亲戚。乡下一切男人说了算数，是屋里头的掌柜的。父亲定下送我，母亲的心刀子剜样的难过，却又不敢言语什么。

    父亲送我走的时候，是正月，家里陈麦吃完了，新麦还在地里长着。母亲着急地胡翻腾，从柜里找出自己点灯熬夜纺的一斤线，从邻家换回几升白面，给我发面烙锅盔。母亲说烙的馍香，不容易坏，好上路吃。母亲怕我性子急看不好火，喊了心细的春芳嫂来帮忙。我们那地方的烙锅盔有水缸盖那么大，近3寸厚，得盖上盖子用微火慢慢烙一个多钟头。火看不好，外面焦黑，里面又不熟。

    我提麦秸笼进厨房，见母亲正在做锅盔。她不住地吸着鼻子，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有些都滴到锅盔上，母亲用袖子抹抹眼睛。“娃走呀，屋里稀惶(可怜)，看娃瘦的，也没办法，给娃好好烙些馍。上路劳人得吃好些。”母亲好像是说给春芳嫂听，又像是说给我听。灶房里弥漫着烧麦秸的烟味、锅盔的麦香气和母亲无奈的悲伤。

    待锅盔搁凉了，母亲把它切成一角一角，全部装进布袋里给我拿上。3岁多的妹子抱着母亲的腿缠着要吃锅盔，被母亲一把推到一边。“你吃啥哩，你姐姐要走哩。”惹得妹子啼哭不止，母亲拾掇些案板上的锅盔渣渣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