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感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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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10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

    我强忍悲痛问看守。“他有戒指吗？”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