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勇”
一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支,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
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当然,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
若非身历体会,至难想及国际战争中失败所附带的惩罚无形之中以及于全国全民。有如中日战争,实际主战的职业军人不说,附和的官僚政客不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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