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主席王跃进跟我来自一个省，并已在该校读了几年博士，当我奔波了几天仍然没找到房子住，我决定去找他。

    次日下午，我来到图书馆亚洲部，看到王跃进正在一个角落专心地看一本大画册。见我走到跟前，他连忙合上书，但不失中国干部的那种矜持和居高临下：“有什么事?”

    想找个地方住，要近，也不能太贵。你能帮一下吗?我找了两星期毫无结果。”

    “你怎么也是这一套!”他说，“每个新来的人都是这一套!没完没了!先要到机场去接，然后就是帮着找房子，然后就是带着去买菜，然后就是教开车，有一点你没帮上忙就在前后骂你祖宗!你就是全帮了，他们一转眼就把你忘了，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有点委屈。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也没有得罪主席，为何如此铺天盖地地朝我撒气?但我只是笑笑，说：“那我走了，要是听说有谁找室友，请给我打个电话。”

    王跃进第三天就打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毕业找到一份工作，要搬走我可以住到哪里。

    这栋房子老旧，三层，藏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之后，特潮。长年累月住着9个从中国来的男性学生和学者，人进人出，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王跃进也曾在这儿受过一年洗礼，因为是单身中国学生聚集最多的地方，这里便成为学生会各类活动的策源地。我搬进去的时候，学生会的副主席张茅和司库王一龙都住在我的楼下。

    包饺子

    一眨眼就到了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