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沓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