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上小学五年级时，眼就开始变坏。起初的征兆是视线里雾气蒙蒙、影影绰绰，直到后来，脚下的草和黑板上的字模糊了，看不见了，姐姐还硬撑着不说，怕增加妈妈的负担，只是偷偷地买来各种眼药水暗地里点，天真地想，会好的。童年的姐姐惟有在企盼眼睛好的时候才流露一种天真，而这种天真恰恰又是非常辛酸的。平常，姐姐像成年人一样沉默寡言。那时，我家很穷，爸爸患病，长期在外地住院，一家五口就靠妈妈和姐姐操持。正当伙伴们的书包里塞着菱角、苹果，欢蹦乱跳地度着幸福的童年时光，姐姐胃里盛的却是穷人家大锅里熬的米汤，弱嫩的肩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放学回家，她书包一撂，大裤筒往膝盖上一卷，便满山遍野地割猪草、拾柴火。常常天黑尽了，她还伸着脖子，勾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在山坡上、丘陵中、小河边挪动脚步。晚上回来若是忙得顾不上做作业，第二天天麻亮，她独自爬起来，对着小油灯拥被扶箱地写。在野外，有时她也很活泼，对着大山唱歌，和小溪赛跑;在班上却沉默得像条可怜的影子。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班上怎样遭到同学的欺负，姐姐都默默忍受，从不诉说，艰辛的生活使姐姐过早地成熟而坚强了。现在，残酷的命运，又将要剥夺姐姐的光明。

    1968年4月的一个傍晚，姐姐像往常一样背着篼子出去拾柴、割草，却看不见回家的路，在荆棘丛中孤零零地转来转去，一会儿撞在树上，一会儿栽倒在坑里。暮色笼罩着寂静的四野，山风呼呼地刮着。姐姐卧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哭开了。妈妈半夜才循着哭声找到了姐姐。之后，妈妈带着姐姐几度出去医疗，卖掉了一些家产，动了两次手术，烧香叩头，抽签卜卦，后来却完全瞎了。“我看不见啦!看不见啦!”抓挠双眼，急跺双脚，姐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用头撞着妈妈，撞着桌子、墙壁，撞呀，撞呀，死命地撞……无边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姐姐落进了无底的深渊。

    在失明的最初阶段，姐姐对以后重见光明抱着不允置疑的希望。有一次学校的老师同学来我家看望她，她说:“老师，等我眼好了以后，一定要为班上多缝几个黑板擦。以前家务重，一个黑板擦也未为班上缝过。”接着，她拉着同学们的手说:“我还会和你们一起送作业、打扫教室。”几个月过去之后，姐姐不敢再乐观了，心灵深处的悲哀使她反常地平静着，那本来粗糙黝黑的脸膛就像一尊冰冷的浮雕。又过了一段时间，姐姐拿一根竹竿，要我拉她练习走路。于是，我在放学以后拉着她从大门走到后门，又从后门走到院子。有时我俩都摔倒了，我抢着扶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