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第一次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与我是同样的年龄。在父母的眼里，17岁，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又是没出过县城连火车也没有见过的农村少年。母亲便打电话给我，说要不你回来接他吧，实在是不放心，那么大的北京，走丢了怎么办？我想起这么多年来，一个人走过的路，很坚决地便拒绝掉了。我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男孩子，连路都不会走，考上大学有什么用？!

    弟弟对我的无情，很是不悦，但也只能依靠自己。我能想像出他从小县城到市里坐火车，而后在陌生的火车站连票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的种种艰难，但我只淡淡告诉他一句“鼻子下有嘴”，便挂掉了电话。晚上12点的火车，怕天黑有人抢包，母亲提前五个小时便把他撵去了车站。他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坐到外面的灯火都暗了，终于还是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我听着那边的弟弟几乎是以哭诉的语气提起周围几个老绕着他打转的小混混，便劈头问道：车站民警是干什么的？!明天车站见吧。弟弟也高声丢给我一句：车站也不用你接，用不着求你!我说，好，正巧我也有事，那我们大学见。我举着电话，听见那边嘈杂的声音里，弟弟低声的哭泣，有一刹那的心疼，但想起几年前那个到处碰壁又到处寻路的自己，还是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