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花生在高原种得少，花生米也就成了稀罕东西，但我们家却经常有得吃，是因为老乡伯伯。他是我们山东老乡，也是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这儿的，长我父亲几岁，人生得又矮又胖，望上去像一粒饱满结实的花生米，我们孩子都叫他“花生米伯伯”。

    记得“花生米伯伯”须臾不离手的是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每回见了我们这群厂区的孩子，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撒到我们摊开的手掌心，我们顾不上像猴子弄清朝三还是暮四，贪婪地悉数填进了嘴里，生怕被别人抢走了似的，夸张地嚼咽。花生米是生的，未食人间烟火，就被我们反刍进了俗不可耐的胃里，为我们困乏的童年提供了某些成长的细节。

    那时我着迷地认为花生米是从那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长出来的，这情景有些像阿里巴巴站在某扇门前喊着“芝麻开门”，财富瞬间就金光耀眼地降临了。但“花生米伯伯”不用念念有词，他粗糙的手掌探进包里，花生米就源源不断地长了出来，又争先恐后地经他手到了我们手。我曾无数次异想天开地跳入那包里去瞧个究竟，也盼着偷偷地打开包亲眼盯着花生米是怎样长出来的。有一次，“花生米伯伯”和他的提包来我们家吃饭，他嚼一粒恰到火候的油炸花生米，害羞似的轻抿一小口老乡自酿的苞谷酒，很快脸红了，话也多了，好像在说自己的母亲，说着就掉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