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匮乏，僵硬的体制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但其后30年，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经济社会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幸福涌入历史的洪流……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金融体系上，此前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他对日本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此时，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超过70%时，《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借资本主义的钱造“中国大厦”。

    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记者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