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这段话引自常书鸿先生自传，写的是1945年冬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他所说的“一家”，只是他和13岁的女儿沙娜和三四岁的儿子嘉陵，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了。

    我们很难想象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1943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人员纷纷离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队伍全军覆没。他这个已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机构，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跟着他。

    但奇迹般地，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的艺术家，却再次挺了下来。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后，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敦煌研究院。

    一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回忆，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9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

    1942年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到陪都重庆，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常先生自此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