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正是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高峰。我所在的书店地处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繁华地带,是外地客必逛的宝地。不开架的书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营业员应接不暇。

    有一天,营业员小范拽着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大男孩的袖子,半推半搡走进我的办公室,气呼呼地说:“这人偷书!交给你处理。”说完,把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摔在桌上,狠狠地瞧那人一眼,接着忙他的事去了。

    我看那孩子最多十四五岁,黝黑的脸庞,蓬乱的头发,惊恐的眼神,鼻尖上沁着汗珠,裹在拖地的军大衣里的身子在颤抖。低着头,弯着腰,不敢看我一眼。

    我拖了一把椅子对他说:“坐下吧。”他不敢。我再温和些说:“坐吧。”他把前胸的棉衣襟裹紧,坐在椅子边上,显得更瘦小。为了打破僵局,我扯开话题问他:“来上海几天了?是来串联的?”

    “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