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武汉作家董宏猷来宜昌签名售书，朋友的接风宴中，宏猷站起来说了几句，是答谢之类的话，其中有一段话特有冲击力，像小蜜蜂刺痛了我，至今还红肿着。他的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这代人都是在贫困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时候拿着自制的钉耙到长江边拾西瓜皮，如果拾到一块肉厚的，自己还舍不得吃，要带回家里孝敬最敬爱的奶奶。宏猷是个很幽默的人，他的话说的好多人都笑了，我也跟着大家在笑——是那种含着眼泪的笑。

    模糊的泪眼中，时间之窗一扇扇开启，随便推开一扇，也可以让人不堪承受。十二三岁时，我开始领略到做人之累：与人合抬着360斤重的巨大油桶，在颤悠的跳板上一步步向前挪动，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同跳板一起抖动的，是我那颗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每天从清早六点钟开始，都要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沙向山丘似的沙堆顶上走去，周而复始，挑沙成了一个少年的全部世界……这样一些惩罚式的累，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苦难像清晨升起雾纱，几乎笼罩了我们的一生。

    说到这种惩罚式的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当知青时的一次挑谷种。

    按照生产队的安排，那天我们七八个人到区政府去买谷种，名单里本来没有我，偏偏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猛发作，自告奋勇找到生产队长，强烈要求参加。这里有个私人秘密：当知青后天天在队里劳作，脸朝黄土背朝天，对外面的世界极其向往，到区里买谷种，对于我来说，相当于今天的孩子们听说去逛公园，有种难以言说的喜悦。队长脸上藏着狡黠的笑，点点头答应了。我们一行人来到区政府所在地姚店，逛了会儿街，然后去粮库称谷种。很快称好了，我试了下担子，不重(队里的硬劳动力们为了照顾我，只让我称了40斤)，于是颇为自信的挑起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