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的病原是古已有之，深暗“帝王之学”的杨度在其成长过程中始终充满了自负与期许，他总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宰相的命，这种谶纬的神秘性蒙蔽了他的一生。

    总算读完了唐浩明先生惶惶百万言的大作《杨度》，从开始读它到现在，掐指一算已是半年。这么认真的读一个人的传记，在我的阅读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三年前读高建国先生的《顾准全传》，还有一次则是两年前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以说两次都很投入，也很动情，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致思之时，心灵深处总会冒出他们的声音来。他们都是思想史上的偶像人物，但更让我着迷的也许真的不在于他们的思想有多么深刻，而恰恰在于他们思想生命的负重与悲剧感。在我看来，专制时代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像鲁迅那样倾全力进行批判，而思想建树倒在其次，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候，反抗生存中的压迫性力量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常识往往比理性来得及时，从而也表现得更有力量，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宣讲常识”也就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

    于是，在这里我开始我的寻找。

    帝王之学

    杨度22岁那年拜湖南名士王凯运为师，跟他学“帝王之学”。那么，所谓的“帝王之学”到底是怎么一门学问？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得少负高才的杨度对他信服得死心塌地？

    “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