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会把一个作家变得平庸，生活也会把一个作家变得伟大。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过一句感人的话：“信仰生活，也许。”我相信这句话是哈维尔经过许多苦难之后，所积攒下来的痛切而有力的言辞。生活这个平常的词，使哈维尔有了真实的记忆，为他以后一切的思索与写作，找到了展开的起点。他不虚构生活，对他而言，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到达生活中那些让人惊讶的事物，而不是远离它。我们为什么害怕生活？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总是与虚构的经验相关，却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我想，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思想误区。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专注于“生活在别处”，而对身边蜂拥而来的真实措手不及。我的意思并非不要“在别处”的理想、信念，而是说，任何的理想和信念，都必须要能够有效地在他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展开，否则，它就是假的。苏格拉底的信念，使他在面对毒酒时毫不惊慌，坦然赴死；哈维尔对生活的信仰，使他即便在狱中，也没有灰心，没有中断自己对世界的追问。事情就这么简单。

    同样简单的还有诗歌的困境问题。那些对困境日夜忧心忡忡的人，设计了许多方案，可能惟独没有想到，困境也许只有一个：诗人对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失去了敏感，对人的自身失去了想象。中国的作家素来有好大喜功的传统，喜欢在作品中谈论惊人的命题，作出伟大的结论，里面却很可能找不到丝毫人性的气息。他们的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的，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社会公论的结果，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生活本身的希望或伤害却无限期地缺席。比如，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许多直奔空境、虚无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道、禅思想的心得，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处理我们内心时刻都在涌动的欲望。他们的致命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真实的欲望出发，寻找途径抵达彼岸，相反的是，他往往从预设的“空”、“无”或其他什么彼岸理想出发，越过人作为欲望主体这一事实，轻易地就把人过渡到彼岸，完全无视人性。这样的诗人不但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