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车，我眼睛注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

    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我们起初在外面，光复第二年又回到台湾，至今十数年夫妻形影相随，很少分开。想不到这次因病入院，一住三年。我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平妹是多么怀念和焦虑，就像我怀念和焦虑一样。

    一出村庄，一条大道一直向东伸去，一过学校，落个小坡。有一条小路岔向东北。那是我回家的捷径。我走过小坡，发现在那小路旁——那里有一片树阴，就在那树阴下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向这边频频抬头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