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型谷胱甘肽对体外循环期细胞因子IL-8和IL-6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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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统计学方法 显著性检验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微机处理,计量数据资料以(-±s)表示,两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患者术中的体外循环(CPB)时间、主动脉阻断(ACC)时间及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血清IL8、IL6的变化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IL8血清水平在CPB开始后,均逐渐升高,后三个时间点实验组IL8血清水平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的IL6血清水平在CPB开始后,均逐渐升高,后三个时间点实验组IL6血清水平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讨论
SIRS是由感染或非感染因素所致全身炎症反应的总称,是感染或非感染作用下机体炎症反应和抗炎反应失衡的一种表现。CPB过程中多种原因引起SIRS,包括:①异物接触激活炎性反应;②缺血再灌注损伤;③内环境紊乱;④手术创伤;⑤缺氧;⑥术中体温的改变。Pintar T等认为血液与管道等异物接触被认为是主要原因[2]。要想保护重要脏器功能就要尽量抑制和减缓SIRS的发生和发展。CPB期间SIRS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级联逐级放大过程,组织器官缺血再灌注可激活补体系统,补体因子能放大炎症反应,产生更多的促炎细胞因子(IL6、IL8、TNFα等)。促炎症细胞因子是由多种细胞产生的内源性多肽,在调节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细胞因子如果产生过多,则会对机体产生不良反应,如肺损伤、心功能障碍等。因此,研究体外循环中细胞因子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与心功能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CPB后SIRS的严重程度由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高低直接反映[3]。研究进一步显示,促炎细胞因子对心脏和其它器官产生有害影响,通过改变脏器内血管阻力,引起CPB术后的器官功能的改变。Mann DL等认为CPB中细胞因子的变化与CPB术后并发症密切相关[4],这些炎症因子中IL8和IL6参与了SIRS的最初启动,被称为前炎症递质,显得尤为重要。
IL8由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是主要的趋化因子,能诱导中性粒细胞、T淋巴细胞活化,引起CPB 后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5]。前炎性细胞因子包括IL1、IL6、TNF和IL8,在CPB期间均有表达。中性白细胞刺激是一重要因素,而IL8的作用可能尤为重要[6]。
IL6是多种淋巴细胞及非淋巴细胞产生的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对机体损伤刺激和感染起重要的调节作用,CPB中及CPB后IL6显著增高,是CPB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的结果,IL6 作为多功能炎症因子,参与感染的急性期反应,通过调节脂类代谢、影响内皮功能和促凝在冠心病进程中发挥作用[7]。IL6也可以促进心肌细胞表达细胞间黏附分子,增强中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的黏附作用,加重血管和心肌损伤[8],IL6 水平与CPB 诱发的炎性反应程度相一致,也可能与室壁运动异常、心肌缺血相关[9,10]。IL6产生于缺血的组织器官,并引起再灌注后中性粒细胞浸润,导致CPB术后一些器官功能障碍。有证据显示,血清中IL6水平可以作为细胞因子级联反应激活的一个标志,反映出宿主炎症反应与疾病严重程度间的关系,并且在脓毒症中可以作为判断预后的一个指标[11]。IL6浓度在CPB期间增高是由于CPB本身所致[8]。还有研究证明IL6的血浆浓度会在CPB后逐渐升高[12]。
谷胱甘肽是人类细胞中自然合成的一种肽,内源性谷胱甘肽主要存在于胞浆内,由7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和谷胱甘肽合成酶催化合成。GSH含有的巯基(SH)是其发挥主要作用的基团,作用是消除氧自由基,病理状态下的内源性GSH减少时,适时补充外源性GSH便成为必须。外源性的GSH的补充,可以预防、减轻、终止组织细胞的损伤。实验表明还原型谷胱甘肽可在治疗肝硬化患者时能显著降低血清IL6与IL8水平,而促进肝功能恢复的作用[13]。还有实验研究表明还原型谷胱甘肽可通过抑制CPB对中性粒细胞NFKB激活,降低ICAM1表达[14]。还原型谷胱甘肽可以降低急性胰腺炎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及降低细胞因子IL6、IL8、TNFα水平[15]。
促炎细胞因子IL8、IL6是CPB期间引起SIRS的关键因素,并能够反映CPB后SIRS的炎症水平。本实验中实验组患者应用还原型谷胱甘肽后在CPB期间血清IL8、IL6水平较对照组患者的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推断还原型谷胱甘肽注射液能够打断炎症反应的恶性循环,抑制全身炎症反应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减轻CPB期间SIRS的程度。
参考文献
[1]龙 村.体外循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68-469.
[2]Pintar T,Collard CD.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cardiopulmonary bypass[J].Anesthesiol Clin North America,2003,21:453-464.
[3]Mcbride WT,Armstrong MA,Crockard AD,et al.Cytokine contrasting response between patients and isolated CPB circuits[J]. Br J Anaesth,1995,75(6):724-733.
[4]Mann DL.Congestive Heart Failure[M].Second Edition.Philadelphia:Lippincott Williams &Wilkins,2000:213-228.
[5]李保春,崔若兰,梅长林,等.左旋肉碱对慢性肾衰腹透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1999,20 (7):420-421.
[6]邓泽冰,徐金萍,杨拔贤.体外循环的免疫反应[J].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1998,19(3):168-169.
[7]李 艳,黄从新.重要炎性因子在冠心病病理过程中的作用[J].微循环学杂志,2004,14(1):47-49.
[8]Gaudino M,Nasso G,Zamparelli R,et al.Inflammatory and fibrinoytic activation after coronary aetery bypass with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J].Ital heart I Suppl,2002,3(6): 646-651.
[9]Brull DJ,Sander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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