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禹

    我的叔叔是一个农民，而且农民得地道。他既不像时髦的新派农民，会发电脑的“伊妹儿”，脚踩进口轿车油门，满世界不着家门去谈生意做买卖。他也不像一辈子足不出村的旧农民，忠厚保守，自私胆小，逆来顺受。清轩叔是那种曾经走州过府，能说会道，聪明过人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使他的晚年变得木讷和迟钝。我大约有二十年不曾见他。听我父亲说：他依旧头顶白羊肚毛巾，时常叼着个旱烟袋。家里有电灯不常用，有椅子不常坐，高兴的时候就蹲在了上面。至今，他还是用很重的孙河镇土话和人招呼问安。见到邻里他说：“你揍嘛来(你干什么)？”见到乡党他说：“逮不逮(好不好)？”他中年丧妻，孩子远行。我竟不知他可曾续弦？冀南平原的黄土和风沙，经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在他脸上和额头上留下刀刻和斧凿般的皱纹。早年的饮食粗劣，使他依旧时常打着浓烈的地瓜干和高粱面窝头的饱嗝，那种冀南平原上，标准的农民式饱嗝，在我的记忆中，一如昨日一般新鲜。从照片上看比我父亲年幼不少的清轩叔，像是我父的长兄，一身合体却不合身的蓝咔叽布干部制服，加上一顶白羊肚毛巾，又将他拽回既永远盼着彻底翻身，又逆来顺受的典型农民气质中。

    早年，我父亲也是农民。单从名字而言，我父亲的“清月”似乎比叔叔的“清轩”，更农民些。当我父亲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跟上了“咱们的队伍”，清轩叔就做梦了也想不到他俩的境遇，在后来几十年中，竟有了天壤之别。我父亲跟着邓小平的队伍走，他怀揣一部《康熙字典》。清轩叔恪守千古遗训：“父母在不远游”，手里拿着个开荒的镢头。行军的路上，我父亲和尚念经般背诵生字；在孙河镇的黄土路口，清轩叔双手牵牢我奶奶的衣襟，带着希望的无望，向广袤的原野深处远瞅。我父亲打着腰鼓，扭着秧歌随陈毅的部队走进十里洋场——上海；清轩叔躺在土炕上，在梦中吟唱：“麻屋子，红帐子，里面躺着个白胖子。”父亲在外滩的街头买了个香蕉，不剥皮上口就咬。清轩叔的娘问：“快过年了，你最想吃什么？”清轩叔坚定地说：“罗生(花生)!”我父亲唱着《喀秋莎》娶了我那“阿娥，把阿拉的衣裳打一打”的母亲；清轩叔却亲手将花轿里的新娘子那猩红的盖头掀起来。父亲听着俄罗斯大歌剧《伊万·苏萨宁》，打完了嘹亮的呼噜后，又捧着他那《康熙字典》走进了北京城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即今天的鲁迅文学院)；清轩叔努力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是巨鹿县城大，还是邢台地区大。当我的父亲为了把水写得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