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河南省沈丘师范的语文教研组长。那时候，父亲可真是全身心地敬业爱岗。少年的我曾在父亲那寝办合一的小平房里住过一学期。常常我大半夜醒来时，只见窗前灯光雪亮，父亲还坐在藤椅上备课、改文章。尽管每天从早晨五点多起床一直忙到深夜，父亲却显得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好多次我发现，他下课归来抑或周末回家，独自一人走在僻静路上时，总是这样小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接着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父亲哼唱时，除了我这个悄悄跟在他身后而他又丝毫不知的听者，并无第二个听众。所以，我知道他这样的哼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实意地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

    后来，“大鸣大放”运动中，父亲老是说新社会新中国怎么好怎么好。因而，1957年的“反右”，尽管家庭成分不好，竟也过了关。

    但，1958年划最后一批右派时，父亲终于未能幸免，全家人顿感天塌地陷天昏地暗。

    父亲当月的工资一停发，全家老小立即就没了买米面的钱。我放了学回到家，姥娘用清水煮点儿从街上拾来的烂菜叶加点儿盐，就是我的午餐。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父亲历经批斗、劳改等等磨难，我升高中考美院的理想也破灭，“大食堂”因断粮解散，全家便又一次陷入饥饿绝境。这时姥爷、姥娘都因“浮肿”先后去世……

    为了活下去，一向小心翼翼的父亲作出了大胆决定——外出逃荒。

    1962年清明那天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就背起破旧行李、画具，还有二胡、竹笛逃离了家乡淮阳。一步一步，奔向听说分了自留地有饭吃的安徽阜阳。从此，被人称作“小画匠”的我就开始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去异乡流浪。白天，给愿请画匠的农家画观音菩萨、凤凰牡丹；夜晚，我吹笛父拉弦，吸引得全庄老少都来看。“晚会”结束时，左邻右舍互相鼓动着说好明天谁家接着请画匠、谁家接着管饭。

    这样的日子好像挺潇洒挺浪漫，其实每天每夜无不提心吊胆。因为父子没有一张可以证明自己是好人(贫下中农)不是坏人(地富反坏右)的证明信，所以最怕碰上某些警惕性高的公社干部或大队民兵营长的盘查审问，问你是哪里人？家庭出身什么成分？有没有证明信？没有证明信，咋证明你是好人坏人？在那十几年里，我和父亲不止一次地被作为“盲流”、“流窜犯”，抓进“群众专政指挥部”或“外流人员遣送站”。在那里边，每人都是不如囚犯的囚犯。因为正式的囚犯尚有一日三餐和“放风”时间。可在那里边，每人每天只有两顿用霉红薯干碎渣煮的一小瓦盆又黑又苦的稀饭。数不清的男女老少被锁在一个废厂房样的大屋子里。一天到晚，除了“抽查”式的审讯等却无“放风”时间。

    万幸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