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的家运不济，可以说，是糟透了。

    记不清是从哪一年起，爸爸开始挨整，以后几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是被批的对象，记忆中，好像是在写检查中度日，他的职务越来越小，受批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家里的情况也不妙，妈妈被调离工作几十年的单位，到一个偏远的公社卫生院去了。哥哥下放几年后，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了名，体检合格，可是，政审后却被淘汰。哥哥很伤心，最终没有圆他参军报效国家的心愿。

    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妹妹放学后哭着回到家，甩了书包说不去学校了。爸爸忙问什么原因，妹妹说她写了入团申请书，后来被通知家庭有问题，不能通过，她太委屈失望了。爸爸听后笑笑，笑容非常苦涩、勉强，他没说什么，捡起妹妹的书包，拿出她的作业看看，然后整理好课本，把书包挂在墙上，默默地出去了。

    第二天，妹妹还是去上学了。但我发现，从那时开始，爸爸的话越来越少，并且，戒烟很久了的他，又开始吸上了。那段时间，家里像有一层阴霾，有些原来经常来家里的人，也不敢过来走动，甚至有人还说些对我爸爸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到后非常气愤，常常义愤填膺的，可爸爸说，人家也有难处，现在的环境，大家都要明哲保身。尽管那时气氛很紧张压抑，可看上去，爸爸仍然保持以往的镇静，没听他说过什么怨言，仍坚持准时上下班。回到家里时，还会继续跟我们讲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或者询问我们学习上的事。但当他一个人时，则经常沉默地坐着，吸着烟，一动不动，思考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