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魁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广东海安上了一条小木船。船比我童年时在家乡打鱼的船大不了多少，头尖尾蹋，是那种普通不过的鱼划子。没有熟悉的鱼腥，呛鼻的是刚刷的油漆味儿，很浓。船老大将一张黧黑的脸藏在一张尖尖的斗笠下，吩咐伙计拖起锚链，将船从泊在一片长着苇子的海滩上打开，轻扳桡叶，船悄没声息地驶向黑咕隆咚的大海。

    我指指船尾：“不是有机器吗？”

    伙计“嘘”了声：“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我这才想起，鱼划子是违规载客，而我们简直像是在“偷渡”了——黑压压的人群挤得缝隙都没有，过海的轮渡无论如何是拼不上去了，又不想在海安歇旅馆，只好行此下策，即便价码比公家的还高，每人40元，也认。一船八人，河南仨，湖北、湖南各俩，陕西一，五男三女，除了我，都是大学刚毕业出来闯世界或走出校门不久的，清一色的窈窕少年。

    1987年11月18日，“十万人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海南汹涌进发。

    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一下子把青年人的激情调动起来了，就是我这个四平八稳、长坐书斋、早过而立之年的党史工作者也不得不动心。我争取了在湛江采访一位老同志的机会，趁机悄然南下，坐上了这条盛满了激情和向往的打鱼船。

    柳叶儿般的小小渔船，相对于浩瀚大海，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大海正常的呼吸，也能把船儿弄得颠三倒四，何况风高浪急，本人自小在长江的风浪里长大，自然不在话下，其他几位可就苦了，肠子都要吐出来。一位女孩将纷乱的头发咬在嘴里恨恨地说：“这辈子再也不坐你这破船!”逗得我们三人——船老大、伙计和我哈哈大笑，其他几位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折腾到次日清晨，海口终于从水中“长”了出来，挺拔的椰树列着队潇洒地挥舞枝叶，迎候着我们。船老大关了机器。伙计再次“嘘”了声，将我张开双臂预备的欢呼逼回肚里。

    船与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停下，停在如今西海岸别墅前的沙滩旁，没有行人，一个早起的赶海人将手提的竹篓从左手换到右手，见惯不惯地看了我们几眼。我与同行告了别。他们大约要过些时间才能缓过劲儿来，连滚带爬地上了岸，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肯起来。

    我朝东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到了秀英码头，人渐渐多了起来，一辆以八匹抽水机为动力、带着矮遮檐的“蹦蹦车”突然停在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