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

    父亲与红宝书

    1966年8月，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乌江腹地潭坪村的农民，我不满一岁。父亲三十而立，心气如虹，在《人民日报》上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地区党报《群众报》上读到了各地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和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的消息。父亲心潮澎湃，从字里行间嗅出一股波涛汹涌的气息，在心头浮动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在骨子里徜徉一波激浪飞舟的狂躁。

    第二天，父亲赶到县城红色总部表忠心。总部有他读师范的一位同学，父亲拿到了一纸盖有鲜红印章的红头文件。父亲回到学校，策划建立三人造反总部，下设两个分团，分团发展十一个造反队，打出一个神秘莫测，极有煽动性名号——“3211战斗团”。父亲低调、机警，推举爱抛头露面的张兴林当团长，提议李万玉当副团长兼联络官，自己只当秘书，其实是军师。三人年龄相当，血气方刚，从腰包里掏钱买了红绸，精制一面鲜艳的总团旗，两面分团旗。旗帜上，金字名号耀眼照人。他们各自奔赴送月、庙垭、鸭江、凤来等人民公社招兵买马。因为师出有名，各地党政机关默认，父亲的红头文件点燃了一地群众“破四旧、立四新”的激情，唤起了一方群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热望。

    12月25日晚，“3211战斗团”在鸭江街场大坝子举行千人大会。在十几盏煤油马灯的照耀下，庙坝子上人头攒动，张兴林宣读了县红色总部的文件，宣告鸭江“3211战斗团”成立。父亲振臂疾呼，会场口号雷响。刹那间，锣鼓喧天，震荡鸭江街场。“兴无灭资”和“鸭江十一”造反派都来人观摩，很是羡慕。随后，学校停课造反，队伍迅速壮大。“3211战斗团”挑选中学生和社会青年骨干到重庆、北京、成都大串联。父亲带领一百人打着总团旗，步行七十里，联络涪陵城“忠实兵”派，与之结成了战斗同盟。“忠实兵”派送给父亲两千本印制精致的红宝书。父亲组建了十人文艺宣传队，向“忠实兵”派学习“忠字舞”和“葵花舞”。

    红艳欲滴透人心扉的红宝书，给“3211战斗团”注入了神力。狂热的人们高举红宝书，高喊昂扬天地的口号，汇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红海洋之中。1967年初，“3211战斗团”夺取鸭江、送月、庙垭、凤来四个人民公社的“当权派”的权力，“兴无灭资”和“鸭江十一”两派也归到了麾下。文艺宣传队组织学生和群众热跳“忠字舞”和“葵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