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场溜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排队：先是立正，立正之后稍息，稍息之后又立正。向前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右转。有时候老师心血来潮，就把排队的人分成A、B两部分，一部分向左转，一部分向右转。叫一声向左向右转，A和B就背靠背各朝一方。接下来，连着两次，A和B又从不同的方向转到一起。还有向后转，转一下背过去，转两下又回过来，跟没转一样。原地踏步，左脚踏在一字上，右脚踏在二字上，从一走到二，从二走到一，有时也会让你从一走到四，从四那儿再折回来。

    我是在他们齐声喊“一二三四”的时候开溜的。上厕所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哪怕是政治课，是晚总结。通往厕所的路就像一个人字，一撇撇向男厕所，一捺通往女厕所。这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男的写一撇，女的写那一捺，连校长连刘老师也不例外。牛阶级为了把一捺拿过来把一撇换过去，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把男字打上一个×，换上女字。老师说这是流氓。那时候我还是个好孩子，是班干部，其实，我也想把那边的女字换成男字。换成男字就可以去那边看看，哪怕看一眼都是好的。

    我顺着人字往前走的时候，刘老师正从一捺那儿走过来。假如还有第二个人，我就不用单打单直直地撞上她。我又不能像只老鼠那样到了这里又缩回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野牛遇上狮子，大概就是这样。牛头上有两只角，难怪黄帅说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刘老师走到跟一撇会合的地方，就站住了。我一下就把角和刺忘了，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刘老师”，甚至还讨好地笑了笑。仿佛她还会像过去一样给我一個笑脸，说句什么。她说：

    “还没下课，怎么就跑出来了？”

    “我……”我马上明白了，我不再是好学生，不再是班干部，我改用一个坏孩子应有的腔调，“尿胀!”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她侧身朝着那一撇说。

    我又悔又恨——动不动讨好的笑容就往脸上爬，脊椎骨就往下弯!电影里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容易就叛变了，叛的还是他自己。没有谁会把自己拉去枪毙，去服苦役，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身上那点水狠狠摔到便池里。

    事情是从一把锁开始的，要怪只能怪那把锁。

    阿珍姐和昭大哥去走亲戚，门上挂着一把锁。我走过去，锁说：“家里没人，家里没人!”我走过来，锁说：“来呀，怎么不来呀？”爷爷的床底下有一把锤子，我很想一锤把它捶了。可是锁它代表阿珍姐代表昭大哥代表好多东西。锤子它不能代表爷爷，它也不敢代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