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返回故乡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花白头发的民工。当我按票上标志进入7车厢时，他已占据了我的座位。我站在过道里向他出示车票，他站起来，与我换了位置。我坐下，他站在了过道里。看到前前后后挤满了人，没地方去，他将身子懒散地靠在我座位的靠背上，又占据了我一半的座位。我将身子前倾，尽量让他舒服一些。

    这时，他身体里的汗臭味悄无声息地弥漫过来。我尽力忍住，不让自己做出一些不礼貌的事情来。

    他花白的头发，虽是板寸，但显然不是在那种有霓虹灯闪烁的发廊里理的，他穿着那种解放初在大庆油田会战的铁人王进喜一样的竖道道的发白的灰蓝色棉袄，领子后的一圈已起毛了，露出里面的像是计划经济时代凭布票供应的棉絮，后背的两条负责调节胖瘦松紧的带子毫无声息地耷拉着，下身那条有些杂色的咖啡色外裤右腿后有个烟洞，不知何时被人烫的，在裤子的大腿和小腿部位外侧排列着几个兜儿，充满着劳动和生存的需要，也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这种味道与他有些木讷的表情有些反差。我猜想裤子真正的主人可能是他年轻如潮水的儿子。

    看着他的那些兜儿，我一下子竟兴奋了，我赶紧将这几天在北京丢到地上的自尊藏进这个袋子里。刚装进去时，我分明能听到，我可怜的自尊心在充满汗珠、草烟味道，有些臃肿，有些肮脏，充满劳动和大字报意味的袋子里无声地而又声情并茂地呐喊。

    我想起昨天在北京参加《海外文摘》杂志主办的“2016年度散文年会”时与梁晓声先生见面时的一段对话——

    “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我小心翼翼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