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海

    堂二叔和我父亲同辈，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到我这辈是第五代了。要说堂二叔的憋屈事前，还得先说说堂二叔做的一件事关我家的大事。

    那一年，村里安装柴油发电机，各家各户都要装照明线路。经过培训的村电工，就是堂二叔姨夫康良的堂弟康喜，趁我家没有人，用他的电工工具撬了抽屉的锁，偷了父亲放在抽屉里的二百多元公款。

    第二天早上，父亲去开抽屉才发现锁被撬钱被偷，当即就大声地报告同住一个天井的当着村支部书记的堂兄永法。令父亲想不到的是，堂兄竟像知道这件事似的，只是淡淡地对父亲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看似反应平静的堂兄事后就去了二十里路外的公社，当天下午，母亲就被公社派来的人叫去了，这一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打倒，母亲才得以平反回家。而母亲的平反全靠我这个堂二叔的“告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人帮”粉碎后，包庇他们的公社书记也被打倒，新的书记一上台，就着手调查一些冤假错案。偷者的家人心急如焚，天天躲在家里商量该怎么办？父亲从中看到了希望，这不仅取决于母亲关在公社日子里的坚强不屈，因没有证据和母亲的拒不承认，公社无法将母亲移交司法部门；更取决于新的公社书记开始拨乱反正了，无法无天的日子终于到头了。那些日子父亲天天跑去公社，一方面鼓励母亲要她坚持，另一方面向新的公社领导申诉，但苦于没有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