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
石黑一雄
如果你在 1979 年的秋天遇见我,你会发现你很难给我定位,不论是社会定位还是种族定位。我那时 24 岁。我的五官很日本。但与那个年代大多数你在英国碰见的日本男人不同,我长发及肩,还留着一对弯弯的悍匪式八字须。从我讲话的口音里,你唯一能够分辨出的就是:我是一个在英国南方长大的人,时而带着一抹懒洋洋的、已经过时的嬉皮士腔调。如果我们得以交谈,我们也许会讨论荷兰的全攻全守足球队,或者是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或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在伦敦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经历。如果你提起日本,问我关于日本文化的问题,你也许会在我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不耐烦——我会宣称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五岁那年离开日本起,就再未踏足那个国度——甚至都没有回去度过一个假。
那年秋天,我背着一个旅行包,带着一把吉他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来到了诺福克郡的巴克斯顿——一个英国小村庄,有着一座古老的水磨坊,四周是一片平坦的农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被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一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课程所录取,学时一年。那所大学就在 10 英里外,在主教座堂所在的诺威奇市,但我没有汽车,所以我去那里的唯一途径就是搭乘一趟只有早、中、晚三班的巴士。但我很快发现,这一点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我一般一周只需去学校两次。我在一栋小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房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妻子刚刚离他而去。无疑,于他而言,这栋房子充斥着破碎旧梦的幽灵——但也许他只是不想见我吧;总之,我经常一连数天都不见他的踪影。换句话说,在经历了那段疯狂的伦敦岁月后,我来到了这里,直面这超乎寻常的清幽与寂寞,而我正是要在这幽寂中将自己变成一个作家。
事实上,我的小房间确实很像经典的作家阁楼。天花板的坡度之陡簡直要让人得幽闭恐惧症——尽管我踮起脚尖就能透过一扇窗户看见大片的耕田无尽地延伸到远方。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桌面几乎被我的打字机和一盏台灯完全占满了。地板上没有床,只有一大块长方形的工业泡沫塑料,拜它所赐,我在睡梦中没少流汗,哪怕是在诺福克那些冰冷刺骨的夜晚。
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认真审读了我夏天完成的两个短篇小说,思忖着它们究竟够不够格,可不可以提交给我的新同学们。(据我所知,我们班级里有六个人,两周碰一次头。)我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写过多少值得一提的小说类作品,能够被研究生课程录取全凭一部被 BBC 退稿的广播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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