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临近过年的时候，队上都要分红的。这种分红和分粮食差不多，劳力多的家庭自然分得多，劳力少的则分得少。有些人因为家庭有困难，平日里周转不开，也会向生产队借钱，这笔钱在年终分红的时候便会被扣掉。一些困难户往往分不到钱，只是把债务减掉一部分而已。因为大环境都差不多，劳力多的家庭一年分一二百块，劳力少的几十块甚至十几块，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接下来的一年，全家所有开销都得指望这笔钱了，得捏細了算计着花。分不到钱甚至还有债务的婆娘便会哭哭啼啼，这个年怎么过啊!她们抱着孩子来到支书家里诉苦，赵四海无奈，便会把自己家里的分红给他们借一些。这些钱说是借，谁也还不了。因为第二年分红，他们依然分不到钱的。

    今年的情况有些例外，因为村里来了北京知青，他们与社员们一起上工，一起劳动，自然也要参与分红的。分红之前，知青们摩拳擦掌，憧憬着自己能分到多少。知青中工分最多的是张逸轩，有两千多分。张文强因为回北京被关押了三个月，即便这样也有一千多分。他们都估摸着自己会分到几百元钱呢。

    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年底分红的那天，张文强才分了八块五毛钱，张逸轩比他多一些，有十几块。女知青最多也不超过十块钱。辛苦劳动一年，所得的酬劳如此菲薄，知青们坐不住了。张文强找到薛队长，询问账是否算错了？队长说没错。一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分五厘。扣除你们的口粮，便只有这几块钱了。张文强一听就急了，问薛大毛干了几年队长，薛大毛说这个村子组建以来，他就是队长，有十多年了!张文强犹豫了一下，说：“薛队长，你把队长让给我，我来当一年，如果到年终一个工分还是一分五厘，不用赶我就下台。”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哇!”薛队长白了他一眼，拿起烟锅狠狠地咂了一口，吐出一股浓稠的烟雾来。

    “薛队长，我不是吹牛×。你知道，我们来咱赵家河也有一年时间了，对这里的情况也摸索得差不多了。我认为如果改变劳动方式，科学分配，多劳多得，大多数社员的收入一定会提上去的。”张文强诚恳地说。

    “说说谁都会!就咱赵家河这条件，穷山恶水的，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洼，连一块平展的地都没有，广种薄收，咋个改变劳动方式哩？难道叫公鸡开始下蛋，母鸡换作打鸣吗？”薛大毛鼻子哼了一声，站起来背着手离开了。

    “这老头，分明不讲理嘛!”一旁的张逸轩愤愤地说。“走，咱们找赵支书去。他是个讲理的人呢。”张文强觉得自己既然说出了这话，就一定努力去兑现。

    “文强跟逸轩啊!吃过饭了没有？”赵四海正在院里起牛粪，看见两个知青进来，搁下镢头进了屋。

    “赵支书好!我们今天来找您有事。”张文强见支书问询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