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新

    那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示，我忝列其中，电话里听别人说祝贺祝贺，我也附和着祝贺，好像祝贺的不是自己，是身边的张三李四。电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我是一位作家。

    我生于皖西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如果没有天柱山，如果没有张恨水，那个叫黄土岭的地名不会让人想起或者记住。1971年春，那是上学的年纪，我不记得是不是大人送我报的名，但记得每天上学，都要约上邻家的发小，他叫徐根，论辈分我長他一辈，但他年龄却比我大，徐根没有妈妈，他姐姐用布给他缝了一个书包，他嫌难看，只好我背着，这样就不用担心，从金庄银庄李庄到黄岭街的路上，从某个隐蔽处窜出一条狗，或者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

    如同一条小溪，同一个年度，每每总有从岔口处窜出一拨小鱼儿，一两尾，三五尾，从金庄银庄李庄，差不多年岁的孩子一同去，小心翼翼地走过隔子宕，就汇聚到黄岭小学，那也是张恨水当年读书的地方。或者说是一群小蝌蚪。对，小蝌蚪，差不离的蝌蚪挤在同一间教室里，翕张着嘴巴。至于能不能长成青蛙或长成什么样的青蛙，那是后天的造化。

    小学是单行班，一个年级一个班，年底领成绩单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是不是被留级了，第一眼看的，是“升、留”下面的钩，还好我都被勾在前面。那时留级的多，好像比较随意，成绩好的也可能留，是为推荐上初中准备的。上学靠推荐，也可能是我们那一代特有的生命印记。从黄岭小学到黄岭中学，可能留下了一小半的蝌蚪。徐根也留级了，是四年级留的，我们曾“做生意”，我为同桌写作业，根据量的多少，每次都能得到一张或数张白纸的报酬，好像是16开，好景不长，这“生意”被徐根抢了。当年“雇佣”我们的，后来成大老板了。从初中到高中，已经恢复了考试，不需要推荐了，同年入学，一同游向小溪的蝌蚪只剩下我一个了，那是离家很远的一所学校。

    我想我极为普通，喜欢躲在别人的后面，在蝌蚪群里别无二致，但上语文课，总能得到一点肯定或表扬，那是小孩子的虚荣，冬天天冷可能被冻出鼻涕，娇气点的可以不上学，家里条件好点的，能搂个小火球，弄个小铁盒子装几粒蚕豆或黄豆，火球里就噼啪作响，我没有小火球，路途又最远，为了那点虚荣，印象中我没有主动逃过课。一次写作文，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在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来，像小鸭子一样，还抖抖头上的水珠”，得到老师的表扬，多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