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瑰芳

    “聋子篾匠”四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得了水家佬這根独苗，任三位姐姐怎么看不惯，他无可争辩地成为“戏里的贾宝玉”。

    我4个月大时来到外公家，深得同一屋檐下3岁的水家佬喜欢。因为“聋子篾匠”的大弟弟——我的外公，唯一的女儿夭折，再无己出，外婆才蹊跷地接纳了我——公社妇联小李子的毛毛头。凡是水家佬爱吃的，都有我的份，而他姐姐，丝毫不可能夺得一点。于是，最小的姐姐福云总是故意逗他：“她又不是你妹妹!”水家佬便气得去打她，追着打，打不到就哭，哭得母亲臭骂女儿一番，再心肝宝贝地哄逗伤心的小命根子。

    有了水家佬的欢喜，凡是大婆婆(水家佬的母亲)锅里煮的，外面摘的，只要是即食的，水家佬知道的，都少不了我的份。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便不算缺粮的江南农村，晚餐一盆焖番薯当饭的家庭比比皆是，三餐减成两餐不足为怪，“吃红锅”(因为没油，烧青菜时，便把锅烧得发红，再把菜突然倒下迅速翻炒点水而成;不易烂的如芋头类，便直接加水煮熟加盐出锅)更是习以为常。五六个孩子的家庭无一不缺衣少粮，老大的衣着必须小心穿，之后老二、老三接着穿，到老五、老六便补丁连补丁，甚至衣不蔽体。彼时，水家佬的大姐已经出嫁，二姐能干，抵得上八分劳力，而父亲的双倍高出农耕的收入，则使他家丰衣足食。

    我的外公勤劳肯干，是花街生产队的队长，十分工的劳力。外公的养女、我的姨顶得上六分工，外婆养猪、种植、采草药，三口之家，日子顺风顺水。外婆长于理家，把家务安排得有条有理，把丈夫料理得齐头齐脑。我的外公喜欢她，就像捡到龙王宫的宝贝。外婆家每逢过年必杀猪，磨豆子做豆腐，年成好的时候，还要炸喷香的油豆腐。至于桌上的炖腊肉，必吃到夏天、秋天。

    我在饭桌上用腊肉油浇饭，桌角我的伙伴们便流下长长的口水，我吞一口饭，他们就咽几次口水，不时舔舔嘴唇嘴角。

    好像我和水家佬生来就是来这两个家庭享福的，我们不用讨猪菜、不用砍柴、不用放牛、不用洗衣、烧饭，不用一丝丝劳动，比如，从河里把鸭子赶回家。我们要做的，就是无灾无难快快长大，如何长高长结实，才是我们唯一的辛劳。

    我的母亲包干灵西村，晚上下乡开会回来，背包里总有香香的炒南瓜子之类的茶点往外倒。有枇杷的季节，又大又甜的黄澄澄的罗家枇杷装得背包实在装不下，那是乡亲们硬塞的。纵然水家佬有再多的吃食，也比不过我的品种丰富数量众多。况且，我的父亲在县城保卫部(公安局的前身)工作，每周回来，不时带回油条、饼干、糖果等不可多得的稀罕物，这些，是“富家子弟”水家佬也不曾拥有的。于是，五六岁的我，成了小朋友追随的中心。小朋友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