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升海 边瑾

    这是长征之后的又一次长征，这是震惊中外的又一次壮举，这是红色血脉的又一次延续，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转机。

    ——题记

    一

    1945年的秋说來就来了，黄土高原上一些树木的叶子落了，一些山野的绿草枯了，斑斑驳驳的山峁云雾缥缈，偶尔露出耀眼夺目的阳光，一定会照在密密麻麻的谷子地上，就像初春时融化冰雪一样，这会儿也会融化去一片片的葱绿，山色又恢复了黄蒙蒙的主色调。

    淅淅沥沥的雨，足足下了一天，延安的气温着实下降了不少。可是，秋雨丝毫没有让这里的气氛冷淡起来，因为1945年的秋天，抗战胜利了。

    这一年是个很特别的年，先是德国法西斯于5月8日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尾声，而远在亚洲的东方战场，也在狂风暴雨中渐渐地进入骤变之前的沉静期。

    世界格局发生的骤变，身居偏远山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积极应对。

    早在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紧接着，8月1日，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可是会议没能按时召开，一是因为很多地方选出的代表在赴延安途中，遭受了重重阻碍，有的惨遭不测;二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了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整风运动基本结束时，召开“七大”的议题才被重新提上政治局的议事日程，这时已经是1944年5月了。

    开会的时间一次一次更改，开会的地点也一次一次地更改。中共中央原来选址在陕北的安塞县。1940年5月，主管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做实地考察。他们认为，安塞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七大”的理想之地。可是，这里交通不便、远离延安、生活物资难以供应。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将会址选定在延安的杨家岭。

    杨家岭原来有个礼堂，砖木结构，茅草覆顶，能容纳三四百人，可惜一场大火，只留下一片废墟。会址确定后，副秘书长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在原址上设计新礼堂的建设方案。杨作材接到调他到杨家岭参加修建礼堂的任务后，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从河边回到窑洞，他一连几天没有出屋，全身心地投入到方案设计中。他根据地形和使用要求，向中央领导提出了两个设计方案。一个规模较大，足够开会和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办公。另一个方案较为实用，只是开会专用的礼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两个方案后，采用了第二个方案，这样，杨作材就在住处开始了设计工作。

    1942年春天，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工了，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