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文学是人学。但这个‘人又必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因此，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塑造人物形象视为重要目标，但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总是试图颠覆这个目标，所以，后来就有了所谓的“三无小说”。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尤其迈入新时代，小说写作出现了回归现实主义的种种征兆。读完2018年度《海外文摘》刊登的小说后，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了。比如廖静仁的《钟声骤起》写一个年迈的进城打工者的悲惨命运——妻子喝农药自杀了、儿子因车祸逃逸不知所踪了，他最后孤身一人回到家乡守古庙了;伍水清的《菊花开了》写进城务工的打工妹菊花的婚恋悲剧;余旦钦的《毒》写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之冲突;吕斌的《某年某月某日的彷徨》写为儿子找工作托人情的惶惑;刘文祥的《儿子要在北京买房》写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高房价的巨大压力：李春光的一生在租房—买房—卖房—租房的反复中艰难度日;李胤潜的《囚徒》和吴刘维的《五十肩》都写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热点、痛点和难点;高雁鸣的《欠债还钱》写到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陈瑰芳的《瀚瑫其人》写机智过人的人民警察;秦岭的《阴阳界》涉及贪官腐败问题和叶永平的微型小说《假酒》写官员为规避“八项规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胡磅的微型小说《晒》写在微信朋友圈晒红包之坏风气;欧阳明的《土鸡蛋》写农村空巢老人的悲哀孤寂;美籍作家孟悟的长篇小说《果林城的中国女人》写以李香、丽华和兰欢为代表的一群流寓海外的中国女人由于中外文化冲突而难以融入所在国的种种辛酸和烦恼;等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乃至人民性，是新时代文学着力追寻的方向。当然，面对现实和时代重大命题，直接进入往往难以成功，除非你有像柳青写《创业史》那样的魄力、功力和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