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雁

    父亲有一枚象牙手戳，它比一般名章要大出许多。它质地细腻，有细小波纹，呈淡黄色，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尤其那种油润感，让人觉得那头大象本就不曾死去，那省却呼吸的生命仍蕴在这小小长方体中，即便跨越了百年时空，仍旧泌脂自泽，拒绝枯朽。

    手戳上最初并非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是后来刻上去的，这才真正意义上成了父亲的手戳。但它毕竟出自民国，甚至来自历史更深处，就其资历，也算是一件“古董”了。也正是它，曾让父亲窃窃得意过，也曾让父亲惴惴不安过。

    父亲和母亲，是山东齐河县的支边青年。1959年夏，他们公社150名“支青”，怀揣一个“淘金”梦，在同村本家王祥贵的带领下，来到了黑龙江畔的萝北农场二分场，也就是现在的延军农场。可一到农场，心就凉了半截，眼前的一切与在山东所宣传的落差很大。领导动员讲话时，说是去当工人，每月工资50元左右，三年后可留可回。没成想，到了这里还是跟土坷垃打交道，重返原籍的说法也没了下文。每月工资二十多元，除去伙食费，到手的也就十几块钱。他们所在的八队刚刚建成，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那时队里已有火锯场，木料十分充足。他们住的是木板房，即里外各钉一层木板，中间填充锯末，但墙体不厚，门窗封闭也不严，夏挡不住蚊虫，冬保不住温度，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室内洗脸水都结一层厚冰。宿舍里每人配发的一个小木槽，就是洗脸盆了。食堂里除了一口大锅，其余炊具几乎全是木制的。食堂很小，开饭时大家只能在外面站着吃，蚊子、小咬、牛虻成群地包围过来，他们一邊抓紧时间吃饭，一边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拍打，两只脚也交替着往腿上蹭着，一个个手舞足蹈的样子，活像一场杂乱滑稽的“饭操”。那时队里还没水井，生活用水全取自大江。冬天，宿舍里没有暖瓶，常备些大冰块，谁渴了就砸碎一些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上几块。脚上穿的大都还是老家的纳底布棉鞋，走不多远，脚底就粘个雪疙瘩，像踩着一个冰嘎，须不时地用小木棍擖哧几下。好在一日三餐，顿顿都能吃饱肚子，因为食堂开的是“死伙”，管够。这在大跃进时期，可不是一般的福分了。

    应该说，这时的“支青”和多年后的“知青”大不相同：一是生长地不同，前者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后者来自相对文明开放的城市;二是文化层次不同，前者大多数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而后者是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三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手无分文、食不果腹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后者则处于“文革”盛期，红色浪潮正涤荡着每个人的灵魂。基于以上三点，就决定了他们来北大荒的初衷也是大相径庭：“支青”内心的目标很明确，并没有高喊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那么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