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时，我刚刚两周岁。我父亲当时在北京当兵，据我母亲说，她是抱着我从窗户里跳出来的，这对当时的她应该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半个月后，我弟弟就出生了。我们家的房子没塌，但没人敢住，全住在简易棚里。我还记得简易棚里的床太短，晚上大雨，晨起时我母亲的腿浮肿得非常严重。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说，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对亲历过灾难的唐山人来讲，那次死了24万人的“共同记忆”已经用刀刻在心里，他们懂得感恩，所以，汶川地震时，唐山人光捐款就上亿，那确实是种骨子里对亲人的疼爱与怜惜。而就我的“个人记忆”而言，那年的地震就是一个依稀的梦魇，不太真切，但委实存在。我在小说《刹那记》里曾经写道：“整座城市死了24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有时候，樱桃会胡乱地想，这座城市是个栖息着诸多幽灵的城市，那些魂灵并未抛弃苟活下来的亲人，他们在黑夜里孑孓徘徊，在风里睡眠，在麦田里散步，同时嘴唇里发出虚无的、忧伤的叹息。”我写这些字时，内心里是茫然的。

    因为父亲当兵，我们全家经常是跟着他走南闯北。他是通信兵，很多时候需要猫在山沟里，我就被寄养到别人家上学。后来看《在细雨中呼喊》，觉得跟主人公在李秀英家的生活差不多，生活表层的温情被撕下来，内里的黑暗、孤独、无助、恐惧则汹涌澎湃，这是一个孩子当时最真切的感受。这样的环境可能让我有点敏感。但是长大后就好多了，也许天性里恣肆豪迈的一面占据了主流，所以，成年后的我在朋友眼里很豁达、开朗，并且擅饮，酒后饶舌。有时候觉得，对生活、对生命悲观一点、卑微一点，并没有什么，可能这种敬畏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一些事物，对己对人是有裨益的。我从来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人，只是这个世界改变了他。在我的小说里也好像没有纯粹的恶，即便有恶，也是纯洁的恶。我的理想生存状态很朴素，也很简单，就是不缺钱，能自由、快乐地思维，老的时候跟好友们开个书吧，书随便看，咖啡收费。

    我上小学时特别喜欢武术，迷恋《射雕英雄传》。在大同时，我曾央求父亲送我去武术学校，但被他严词拒绝了。我就让士兵给我削了把木头剑，每天鬼鬼祟祟地到还没竣工的部队大楼里练剑。我那时一直企盼着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衣着素朴，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小二或者修鞋匠，可是当敌人入侵的时候，我只是出了一招，就把恶棍们打败了……看来我从小就喜欢做个隐忍的人。我那个时候还喜欢看小人书。喜欢小人书也跟武术有关，从摆摊的那里看完了《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和《飞狐外传》，5分钱一本。当时对写作文还是很惧怕的。有次刚学完《鲁迅踢“鬼”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