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羲

    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玉琮等重要文物五百余件。随着考古发掘进展不断曝光，三星堆火爆“出圈”，持续“霸屏”，社会各界探索古蜀文明的热情被点燃，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中……

    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与“广汉文化”的提出，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到“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实施，每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皆因考古新发现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巴蜀考古成就斐然，重大发现接二连三，曾经扑朔迷离的巴蜀古史经由这些发现得以逐渐廓清其本来面目。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工作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几代考古学人在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从燕家院子到“两坑”奇观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河南渑池仰韶村、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

    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村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一个尘封了三千多年的惊天秘密初露端倪。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四百余件。后来，部分玉石器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几乎在同时期，成都白马寺坛君庙一带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偶然间的发现，尽管有许多不知所终，留下无尽遗憾，但新的探索、新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古蜀王国地下史书的一角由此翻开。

    这些发现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徐中舒、商承祚、郑德坤、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卫聚贤等纷纷加人研讨，“广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命名成为巴蜀研究史上的永恒记忆，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由此拉开……

    1934年3月16日，由华西大学博物馆具体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