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压在箱底的是一件灰蓝棉质的裟袍，斜襟、宽袍边、肥袖、长直腰身，看得出，穿这件裟袍的人，器宇轩昂如崖石之松。我抖了抖裟袍，提起来，有一股腐湿的味道。我从没见过这件裟袍，棉纱洗得有些薄，纱纹有些皱，布色渐渐褪去了深蓝。我问堂姑：这件裟袍，我晒一晒吧？

    还是我自己来晒吧。堂姑说。她从竹圈椅起身，接过裟袍，平平整整地卷起来，掖在左腋下，拖着脚上二楼。她每上一级台阶，右手摁住右膝盖，歇气，再抬脚。她已耄耋之年，身子缩得像一节笋干，但她耳聪目明，自己洗衣烧饭。用她大儿子发亮的话说，命硬的人像洋姜，旱也长，涝也长，肥地肥长，瘦地瘦长，稈被霜打死了，茎块在地下还旺长。

    大姑，衣服晒屋檐晾衣杆吧，省得爬楼。我说。

    在房间晒，阳光也亮，起大风了，不会落在地上。堂姑说。她扶着栏杆，掖了掖裟袍，回头看我，又说，每一年都要晒两次，不晒的话，早就被蛀烂了。

    我也跟着上楼，扶着堂姑肩膀。一根细长的竹竿，穿过裟袍两袖，横在窗户上。堂姑拍了拍裟袍灰尘，拉直袍角，说，以后我不在了，你记得把裟袍盖在我身上，我要带走。

    你这么硬朗，等着做百岁寿。我说。

    哪有那个福命。手脚动不了的时候，活着就是受罪。堂姑说。

    我没见过大姑丈穿裟袍。这件是谁穿的？我问。

    穿这件裟袍的人，走了53年了。堂姑说。

    是你很重要的人，你一直记挂着。我说。

    谈不上记挂了，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值得记挂的。有的人如灰尘，风一吹便没了；有的人如石头，压在心尖上，挪不了。堂姑说。堂姑捋了捋鬓角，在房间的矮椅子上坐。这是一个空房间，只摆一把矮椅子，一个立脚茶几。这是她一个人常坐的房间。她望着裟袍，裟袍被风吹得轻轻摆动。裟袍遮了半边窗户，透出稀稀薄薄的阳光，也蒙着稀稀薄薄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头发绾成一个圆髻，亮出宽阔的额头。她的脸黄蜡蜡的，有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壑纹。她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裟袍。裟袍，在堂姑眼里，如同旧年身影，恍惚间，伫立在堂姑窗前。身影时而虚化，时而弥彰。人有时候也会这样：物体在眼里会消失，视野之内空空茫茫，只有一种混混沌沌的灰白色。也许，堂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眼里空空，没有裟袍，没有窗户，没有油青的田野。

    堂姑一个人生活，有三十余年了。堂姑丈过世时，我还在县城读书。他是一个箍桶匠，矮矮瘦瘦，戴一副老花眼镜，腰上扎一条蓝布围裙，挑一木箱刨凿钻等器具，上门干活。他常年戴斗笠，即使坐在屋里箍桶，斗笠也戴得严实，露出尖长的下巴和虚白的胡须。村人不分老少，称他笠叔。他温和，寡淡。他显然不是穿裟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