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的病是医不好的了，她执意要出院，拒绝所有的医疗，她说这是治不好的病，与其在这里受罪，不如回去养着。大姐、二姐互相看看，谁也不说话，她们看着我，我也不说话，病房里面一片沉寂。她们知道，这是一个难以作出的决定，父亲死后，母亲就一直跟着大姐生活，她是长女，但她下面还有我这个兄弟。在小城，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她们希望我这个唯一的男孩儿率先表个态，可我虽然已有二十来岁了，但还没结婚，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姐姐们说了算。

    母亲说你们不要为难，这事是我决定的，你们是怕人家说你们不孝顺，医也不医就把老人接出去了，怕人家说你们怕出钱，怕人家说你们怕拖累。这事你们就不要犹豫了，这事跟你们无关，你们不接我回去，我爬也要自己爬回去。大姐望望二姐，二姐仍然不讲话，她们又一齐望我，我也不讲话。这是大事，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她患的是肺癌，大城市的医院都医不好，更何况我们这偏远的小县城。她脸色苍白，眼眶深陷，骨瘦如柴，疼痛使她一夜一夜地叫唤，她是坚强的。她剿过匪，受过伤，腿骨打了露出来也没哼过，现在她却控制不住自己，她跟我们说话时是这些天她最清醒的时候，疼痛似乎暂时减缓了点儿，脸色还有些泛红。她在小县城也算是级别高的干部，做到县政协副主席。县医院有个干部病房，在医院的东北角，干部病房只是一栋两层的小楼，门前有几棵大树，有个小花园，条件算是好的了。

    大姐使了个眼色，我们心领神会，一个一个悄悄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大姐说，话你们都听到了，说说意见吧。二姐沉吟一会儿说，你的意见呢？大姐说，我问你们呢，你们讲了我再综合综合。二姐问我，你说说看。二姐把球踢给我，我知道她们都怕担责，母亲的病是明摆着的，出去肯定死在家里，院里没下出院通知，也不晓得是啥原因，医院其实知道母亲是不行的了，我曾听见两个小护士在走道上嘀咕，说十三床怕是没得两天了。可是医生就是不准出院，母亲在县里也算是级别高的干部，她又赶上了1950 年前参加革命，我们这里是1950 年解放的，这个时段算是离休干部，医疗费是全报销的。

    我说母亲是离休老干部，这事恐怕得问一下有关部门。大姐说这不是白说吗？组织部、老干局甚至县委，哪个会答复你，他们肯定说这事得听医院的。算了吧，这事还是我们自己决定，你们一个二个都小心翼翼地，说到底就是怕担责任。我先说我的意见，妈妈执意要出院，我看就从了她吧，我们这里的规矩都是要死在家里，谁愿意死在医院呢？别看她是老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