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最早的影像记忆是1970 年，那一年我五岁，或者说四岁半。是春天，春风从南梁那边吹来，漫天遍地都是硌牙的土和烟尘，出门口站一会儿，鼻孔就黑了，耳朵眼儿仿佛也被堵死。那一天，我用麻绳拴住自己的腰，另一头系在门前的大梨树上，随风在院子里跳舞，感受着御风而行的轻便和快乐。我是相信母亲的话的——小孩子很容易被春风刮走，为了不被春风裹挟，我自创了这套保护自己的土法子，它让我的每一次跳跃都像即将被放上天空的风筝。

    就是这么一个时刻，住在西院的大青姨，像被风刮进来一般，一头闯进院子，大声喊：“小罐子，小罐子，你爸回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已，我叫“爸”的那个人终于从北京回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的颜色已经有些斑驳。他梳着整齐的分头，粗粗的眉毛，像两条蠕动极慢的毛虫；他的鼻子很大；嘴唇有点儿薄，嘴角绷得紧紧的，右边腮帮子上的酒窝像个铃铛。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围着一领蓝色的围脖，脚上的翻毛皮鞋半新不旧，鞋带打了大小一致的蝴蝶结。

    大青姨对母亲喊：“小玲子，小玲子，二哥回来了!”父亲在他那一辈兄弟里排行老二，所以屯里和他平辈的人都叫他二哥。当然，二哥也是尊称，因为父亲是县里建国之后第一个被保送进京的大学生。

    他拉开旅行袋的拉锁，从里边掏出一把水果糖分给在场的小孩儿，男孩儿一颗，女孩儿两颗。多得了一颗糖的女孩儿慌张地要往外跑，却被他们的爹或娘捉住，生硬地把多出的一颗抢回去。

    母亲拉着我的胳膊催促我：“ 小罐子，叫爸!”

    我躲在母亲的身后不出来。

    母亲反手拉着我，继续说：“叫爸!”

    我死死地揪住母亲衣服的后襟。

    “叫爸!叫啊，小罐子。”

    不知为什么，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在去长春之前，父亲把母亲和我，还有妹妹接到了北京。

    我们住在朝阳门内的一栋红砖楼里，楼梯包了铜片，出门口就可以看见一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父亲不怎么爱运动，他每次走过乒乓球台的时候，脚步都是匆匆的。他的腋下夹着一个纸袋，里边装着画了各式图画的稿子。有一次，我蹲在椅子上看父亲工作，一不小心差点儿把水杯弄翻了。我一惊之后，向后仰去，而父亲却本能地把桌子上的稿纸一把抱在怀里，完全忘了处于危险中的我。结果，是从厨房出来的母亲丢了手中的盘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孩子!”母亲冲他吼，接着用沾着菜汤的手摩擦我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