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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隐士，像竹林七贤、陶渊明、诸葛亮、孟浩然、王维等等，随便捋一捋就能毫不费力地列出一大串名单，稍微有点儿名气的文人学士或多或少都有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情结，即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对隐居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赞美，形成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

    人，找个地方栖隐，就像鸟找个地方筑巢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但是，因为一些隐士的名气实在太大，他们自得其乐的蜗居之地即便再平常，也会被好事者阐释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诸葛亮的草庐，杜甫的草堂，早被风吹得不见一根草茎，不断有人复制出赝品，却成为无数游人向往、探究之所。

    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担任过不少基层职务，最后一次当官的职位是彭泽县令，仅仅当了八十多天，屁股焐了个半热，衙门里的公务员还没有混个脸熟，便弃职而去，自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桃花源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明知自己无法改变令人憎恶的现状，只能通过一番虚构来抒发情怀，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仪的世外桃源。那种没有战争与剥削、丰衣足食、怡然自乐的“乌托邦”，不仅仅令士大夫神往，也迎合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无限期望。

    古人隐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有的是官场失利，有的是养精蓄锐，有的则把隐居当作一手好牌去打，借此抬高自身声望，在世人中形成影响，引起官府的关注。当假惺惺的隐居者遇到了虚伪的统治者，就不断上演一出出好戏。朝廷任用那些假意隐居的人，可以展现自己的胸怀，证明对人才的重视。唐朝的卢藏用，就是通过隐居取得了贤名，被唐中宗召入朝中做官，先后担任左拾遗、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时人称卢藏用“随驾隐士”。中国人历来善于跟风，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把自己的小诗工工整整地抄几首，请某位小吏喝喝酒，托他拿去京城上见皇帝，以此求得做官之路。大名鼎鼎的李白也在终南山玩过隐居的噱头，他心知肚明，按常规的科举路线参加考试，恐怕难以出头，所以剑走偏锋，最后皇帝还真请了他。仅凭“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终南山就足可以跻身中国隐士名山了。

    那些名士选择隐居的地方，大多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用俗人的话说就是特别有灵气，而且常常出现名人扎堆隐居的现象。

    素有“中国智慧化身”之称的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做了十年的待业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