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目前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失去了双亲或者单亲。一些艾滋病专家预言，中国正处在艾滋病大暴发的边缘，如果现在的干预措施不力，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将上升到1000万，产生至少26万的艾滋病孤儿。而李丹便是艰难行走在救孤道路上的第一人。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费城律师”

    几乎是踉跄前行，老人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双腿，满眼的凄楚伴着一线残阳，背上是他那因卖血而患艾滋病死去的儿子。沉重的喘息中，一行混浊的泪从老人的脸上滑落。儿子死了，没有人敢给他送葬，村干部还说要把他们的家给烧掉。无奈中，老人只有自己背上儿子，将儿子掩埋。看着垒好的简陋坟堆，老人趴在坟头失声痛苦……

    李丹没有目睹老人掩埋儿子的场景，但听过老人寒心的讲述，也看过那个歪歪扭扭的坟堆。李丹第一次到河南艾滋村，他有一种揪心的感觉。也许是有了许多次的揪心，所以，这个出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生，放弃了自己苦读7年的天文学专业，去了河南，在那里建立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并且至今仍然留在河南致力于艾滋救助。

    李丹真正开始关注艾滋病缘于一部影片《费城故事》，影片讲述的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因为感染艾滋病而被老板炒了鱿鱼。于是，不平的他起诉了这种“歧视”。艰难的抗争之后，这名律师终于拿到了胜诉的通知，可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之后，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因此重获尊重和平等。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费城律师’，让那些遭遇不幸却又备受歧视的人们能够得到些许的安慰。”尽管电影已经结束，可李丹还沉浸其中，直到影院里的人渐次散去，剩下孤单的他。那时的李丹，刚刚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曾在“12·1艾滋病日”协助过校红十字会做宣传。

    同年，李丹遇到了第一个站出来面对媒体的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宋鹏飞是因为腿伤在医院输血时被感染的。由于当时人们对艾滋病人还是一种歧视的态度，所以，“勇敢”站出来的宋鹏飞感到孤立无助，他很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于是，李丹和宋鹏飞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奔走呼吁，为艾滋病人争权益反歧视；他们一起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希望能引起各界的重视。起初和宋鹏飞交往的时候，李丹的父母也很担心，怕李丹被感染。李丹理解父母的担心，他一边劝说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