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京

    打开尘封的记忆，那段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岁月，仿佛又呈现在眼前。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遇连续3年困难时期。粮食匮乏，副食供应亦十分紧缺—鱼肉蛋奶以及糖果糕点等一律凭本凭票，甚至是凭出生证明限量购买。为了响应政府号召，爸爸的粮食定量从34斤减到26斤，妈妈则从30斤减到24斤。我家兄妹7人，其中半大小子就有四个，那点儿粮食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于是，饥饿成了我们生命里最难忘的感觉。10斤粮票与高血压

    那几年，为了把难以果腹的口粮算计好，免得吃亏空，爸爸亲自动手制作了一杆秤，交给妈妈把关，按天把每一顿可吃的大米、白面、玉米面等称好斤两，绝不敢有半点儿差池。记得每天晚饭后，妈妈都要在临睡前做好第二天的早饭—蒸出一锅玉米面小窝头。而这窝头也绝对是一两一个按人数做的。

    爸爸每次去昌平的叔叔家，回来时都要带回一口袋麸子，间或还有豆饼以及农村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等。这麸子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表皮和碎屑，也叫麸皮。妈妈将它兑入玉米面，再调剂着花样做贴饼子或是蒸窝头和菜团子。那豆饼、豆腐渣则要掺和到剁碎的白菜里，再撒上把盐，上锅熬成糊状，妈妈管它叫渣豆腐。记忆中这也是我们常吃的一道主菜。

    当时我家住在广安门内的槐柏树街，逢到周末，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兄妹一起到郊外剜野菜。而广安门外沿着护城河河岸的滨河路即是寻觅野菜的首选去处。野菜的种类不少，我们常能剜到的有荠菜、苦菜、苋菜、马齿菜、刺菜等五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