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偷偷捐肾，丈夫怒告医院索要知情权(2)
梁星和了解到，7月18日，舅哥入住该院。8月1日，妻子以“活体肾移植供者”身份入住该院，自己签署了同意书。8月3日，医院对舅哥实施了亲属活体供肾肾移植手术，将妻子的左肾摘除，移植给了舅哥，手术非常成功。但梁星和对医院不经供肾者配偶同意就对其做了“左肾切除术”耿耿于怀，并对舅哥舅嫂瞒着他接受了妻子捐肾的行为不满。因此，梁星和在医院的几天里一直没有去探望舅哥。
梁星和问妻子，捐肾这么大个事为什么瞒着他，张健民说，因为他不同意自己给哥哥捐肾，担心他阻挠甚至到医院来闹，所以才背着他。但梁星和还是表示对医院不满。
8月15日，张健民出院回到了银川。
诉诸法律，父女状告医院维护自身知情权
梁星和渐渐发现，妻子捐出一个肾脏后给身体带来了一定的损害。她解小便时比以前时间长了，总有憋尿的感觉，显得很痛苦，而且看得出她很乏力。没捐肾前，妻子在家里什么活儿都能干，而现在干点活儿就累得满头是汗，甚至连壶水都拎不动。但要强的妻子还是强撑着干这干那。梁星和知道，妻子是怕自己一旦干不了活儿，会增加他对医院和舅哥的愤懑。看到妻子干活吃力的样子，他很心疼，默默地从妻子手里抢活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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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捐肾给家庭也带来影响。女儿为了照顾母亲，只得辞去温州的工作，回到离家较近的北京工作。而且，在母亲捐肾问题上，女儿对舅舅也有意见，感觉舅舅欺骗了他们父女，因此也一直没有去探望病愈的舅舅。为这事儿，母女俩有了矛盾，甚至有时女儿在单位打来电话，想要找母亲说话，张健民都不接听，这让女儿很伤心。
2008年1月11日，梁星和与妻子正在客厅看电视，忽然电话响了，张健民拿过话筒刚“喂”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了，而是把电话递给了丈夫。梁星和以为电话是找他的，可电话里却传来了女儿哽咽的声音：“爸，我想跟妈妈说说心里话，她却把电话给你了，她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啊？”说着，女儿在电话里呜呜地哭起来……
梁星和的心被女儿的哭诉揪痛了。他安抚好女儿，放下电话对妻子说：“你捐肾对社会、对你哥都是有益的事情，可对我们父女却是不公平的。以后还是我们俩在一起生活，我要承受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许多压力啊。说白了，你哥不会和你走完人生的，而且你哥和医院都不承担别的义务，这些义务压在我和女儿肩上，沉啊!”妻子并不理解梁星和的苦心，冲着他喊道：“肾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捐给谁就捐给谁，你管不着!我就是要感谢医院，医院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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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在梁星和心底的怨愤犹如岩浆终于喷发了。他站起身，抡起椅子就砸向电视机，但没有把电视机砸碎。张健民见状，心头的怒火也升腾而起，她拿过一把锤子，照着电视机一通猛砸，电视机爆裂了。张健民还觉得不解气，又奔向卧室，将卧室的电视也砸坏了，随后她又把洗衣机砸出了几个坑，边砸边吼：“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次冲突是夫妻俩结婚26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梁星和简直快要崩溃了，当夜他就趴在桌子上写了诉状，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勇气真的走向法院。
妹妹和妹夫之间的矛盾让张健国知道了，但他觉得妹夫正在气头上，如果自己这时去劝解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冲突，所以他打算等妹夫平静下来后再去向他解释。而梁星和见舅哥一直不和自己交流，愈发生气，不久就在别处买了房子，搬离了原来和舅哥住在一起的大院。这样，阴影便笼罩在两个至亲家庭之间。
更让梁星和无法忍受的是，他反对妻子捐肾引来了周围人的异议。许多不相识的人都支持张健民挽救哥哥生命的做法，对他反对妻子捐肾不理解。梁星和远在山西的舅舅也打来电话，将他一顿臭骂。一天，舅哥单位的一个同事碰见他，带着鄙视的口吻说：“你舅哥说了，当初你妻子捐肾你是同意的，后来怎么又变卦了？无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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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的态度激怒了梁星和。妻子未经自己同意把肾捐了，自己将来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说，而仅是表露出不满情绪就招来这么多人的指责，将来的日子还能过好吗？想到此，他的心理怎么也不能平衡了。这一切都是医院不经自己同意就给妻子做手术造成的啊。思来想去，梁星和决定站出来为自己和女儿讨个说法。
2008年3月，梁星和及女儿梁艳以自身知情权受侵犯为由，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诉上法庭，并要求被告分别赔偿二原告精神抚慰金各10万元。
张健民得知丈夫真的把医院告上法庭很生气，要求丈夫撤诉。梁星和对妻子说：“你捐肾是为了挽救你哥的生命，我打官司是维护我的权益，都是无可非议的，所以咱们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矛盾，你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已经与母亲和好的女儿也泪眼婆娑地说：“妈，你身体不好，假如有一天你剩下的那个肾有问题了，我也会像你那样把肾捐给你。”梁星和打断女儿的话，语气坚定地说：“我爱你妈妈，你也爱你妈妈，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你妈妈得了这个病，爸爸会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你妈妈的生命，但爸爸绝不会让你为妈妈捐肾，因为那样会影响你的健康和你未来的生活。爸爸不想让这个事恶性循环……”话未说完，一家人拥抱在一起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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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庭审中，梁星和认为，根据1992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根据当时的情况，该手术并不具有急迫性，医院方面完全有义务和时间通知患者家属。况且，肾切除手术是对身体有重大损害和影响的，自己作为捐肾者的丈夫，有知情权。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辩称：张健国因尿毒症入院，要求医院进行肾移植手术治疗，张健民自愿为其兄供肾。术前，医院告知张健民器官摘取手术的风险、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以及预防措施、术后注意事项，并与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次日，张健民又签署了《亲属活体器官捐献手术同意书》，同意为其兄捐献肾脏，并对手术可能发生的危险和远期并发症表示理解。医院对摘取张健民左肾脏为张健国实施活体肾移植手术，未经二原告同意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作为供肾者，张健民本人已签署相关手续，无需其家属签字同意。
法院审理认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应张健民自愿献肾申请，为其兄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术前，张健民本人与医院签署了相应文件，作为医方，医院并无过错，并未侵犯二原告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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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0日，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梁星和、梁艳的诉讼请求。
官司一审输了，梁星和并未气馁，于10月21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9年1月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上，梁星和的律师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律师，就捐献器官是否需要家属同意展开激烈辩论，最终双方同意调解。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认为，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确实没有要求器官捐献者家属必须同意签字。但是，器官捐献涉及到手术问题，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手术应当取得患者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因此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做法有一些欠缺，它在召开伦理委员会听证会时，应该听一下捐献器官者家属的意见。
梁星和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打这场官司，一是站出来讲清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人理解自己的苦衷，避免遭受更多的指责；二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违规医院承担相应经济责任；三是引起社会关注，如果此举能够让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完善，能够促进法治发展的进程，那么，即使官司最终输了，自己也无怨无悔……
责编/魏玲, http://www.100md.com(爱 升)
梁星和问妻子，捐肾这么大个事为什么瞒着他，张健民说，因为他不同意自己给哥哥捐肾，担心他阻挠甚至到医院来闹，所以才背着他。但梁星和还是表示对医院不满。
8月15日，张健民出院回到了银川。
诉诸法律，父女状告医院维护自身知情权
梁星和渐渐发现，妻子捐出一个肾脏后给身体带来了一定的损害。她解小便时比以前时间长了，总有憋尿的感觉，显得很痛苦，而且看得出她很乏力。没捐肾前，妻子在家里什么活儿都能干，而现在干点活儿就累得满头是汗，甚至连壶水都拎不动。但要强的妻子还是强撑着干这干那。梁星和知道，妻子是怕自己一旦干不了活儿，会增加他对医院和舅哥的愤懑。看到妻子干活吃力的样子，他很心疼，默默地从妻子手里抢活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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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捐肾给家庭也带来影响。女儿为了照顾母亲，只得辞去温州的工作，回到离家较近的北京工作。而且，在母亲捐肾问题上，女儿对舅舅也有意见，感觉舅舅欺骗了他们父女，因此也一直没有去探望病愈的舅舅。为这事儿，母女俩有了矛盾，甚至有时女儿在单位打来电话，想要找母亲说话，张健民都不接听，这让女儿很伤心。
2008年1月11日，梁星和与妻子正在客厅看电视，忽然电话响了，张健民拿过话筒刚“喂”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了，而是把电话递给了丈夫。梁星和以为电话是找他的，可电话里却传来了女儿哽咽的声音：“爸，我想跟妈妈说说心里话，她却把电话给你了，她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啊？”说着，女儿在电话里呜呜地哭起来……
梁星和的心被女儿的哭诉揪痛了。他安抚好女儿，放下电话对妻子说：“你捐肾对社会、对你哥都是有益的事情，可对我们父女却是不公平的。以后还是我们俩在一起生活，我要承受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许多压力啊。说白了，你哥不会和你走完人生的，而且你哥和医院都不承担别的义务，这些义务压在我和女儿肩上，沉啊!”妻子并不理解梁星和的苦心，冲着他喊道：“肾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捐给谁就捐给谁，你管不着!我就是要感谢医院，医院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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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在梁星和心底的怨愤犹如岩浆终于喷发了。他站起身，抡起椅子就砸向电视机，但没有把电视机砸碎。张健民见状，心头的怒火也升腾而起，她拿过一把锤子，照着电视机一通猛砸，电视机爆裂了。张健民还觉得不解气，又奔向卧室，将卧室的电视也砸坏了，随后她又把洗衣机砸出了几个坑，边砸边吼：“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次冲突是夫妻俩结婚26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梁星和简直快要崩溃了，当夜他就趴在桌子上写了诉状，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勇气真的走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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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民得知丈夫真的把医院告上法庭很生气，要求丈夫撤诉。梁星和对妻子说：“你捐肾是为了挽救你哥的生命，我打官司是维护我的权益，都是无可非议的，所以咱们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矛盾，你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已经与母亲和好的女儿也泪眼婆娑地说：“妈，你身体不好，假如有一天你剩下的那个肾有问题了，我也会像你那样把肾捐给你。”梁星和打断女儿的话，语气坚定地说：“我爱你妈妈，你也爱你妈妈，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你妈妈得了这个病，爸爸会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你妈妈的生命，但爸爸绝不会让你为妈妈捐肾，因为那样会影响你的健康和你未来的生活。爸爸不想让这个事恶性循环……”话未说完，一家人拥抱在一起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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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认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应张健民自愿献肾申请，为其兄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术前，张健民本人与医院签署了相应文件，作为医方，医院并无过错，并未侵犯二原告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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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0日，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梁星和、梁艳的诉讼请求。
官司一审输了，梁星和并未气馁，于10月21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9年1月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上，梁星和的律师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律师，就捐献器官是否需要家属同意展开激烈辩论，最终双方同意调解。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认为，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确实没有要求器官捐献者家属必须同意签字。但是，器官捐献涉及到手术问题，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手术应当取得患者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因此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做法有一些欠缺，它在召开伦理委员会听证会时，应该听一下捐献器官者家属的意见。
梁星和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打这场官司，一是站出来讲清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人理解自己的苦衷，避免遭受更多的指责；二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违规医院承担相应经济责任；三是引起社会关注，如果此举能够让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完善，能够促进法治发展的进程，那么，即使官司最终输了，自己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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