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我那代人那时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群体游戏唱“团结就是力量”。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教授曾经告诉我，1968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

    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园里细心呵护每一朵玫瑰，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东方狂烧，奔放的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

    1968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拿《蟋蟀和工蚁》的故事来警戒你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我决定不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