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记事时全国上下正在搞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我住在外祖母家——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南旺大队。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舅舅最爱跟舅母讲的一句家常话竟是：“你怎么就不能为文化大革命操点心？”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揪斗坏人”——简陋的厕所里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倒×××!”；刚开始学写作文，就要写“大批判稿”；昨天还好端端来家里串门的一个远房舅舅，今天就成了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大坏蛋……那时的我，是个根正苗红的“红小兵”。

    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引得大人们总逗我背诵。我的“背功”，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除了“红宝书”，我几乎不看别的书(其实，想看也找不到)。

    我15岁那年，懵懵懂懂地撞上了一本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书中那个叫冉·阿让的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究竟是个坏人还是个好人？他偷窃、越狱，是个苦役犯；但他又是个成功的商人、能干的市长，他深切地同情着芳汀母女，当得知商马第在替自己受审时，他毅然决定抛弃市长的头衔、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