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有过许多种，可是似乎尚未有专章论述“文人与副刊的关系”这一课题。其实，缺少这样的论述，文学史只能是一轮残月。

    兴趣·个性·风格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五四时期曾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但他对于新诗贡献突出，常常被认为是他在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编辑时，与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产生对新诗的感情共鸣，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女神》中的许多作品，就是在1919年9月到1920年4月，宗白华主持“学灯”的几个月期间集中发表的。

    这一佳话，也曾引起另一说法。香港一位文学史家在书中写到：“因为宗白华喜欢新诗，所以发表了许多郭沫若的作品，相反，却对写小说的郁达夫冷淡。”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郁达夫给“学灯”投稿时，宗先生已经离开上海去德国留学了。那一说法，只是一个“冤案”。

    不过，这一“冤案”的发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与副刊的一个特点，即现代副刊大多由一两个人做编辑。这样，编辑的兴趣和个性，往往决定了某一副刊的风格，由此以来，编辑的更换，常常也就意味着旧日风格即将变化，极少有例外。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副刊。喜欢新文学者，自然团结新诗新小说作者；喜欢传统艺术者，自然把目光放在曲艺戏剧上；喜欢政治者，自然热心于现实生活或理论的介入。编辑高品位，副刊必然高品位，一个交际广泛而杰出的文人，他的副刊也必然多彩而杰出。

    仍然以“学灯”为例。在宗白华去德国之后，接替他的李石岑遠不如宗那样重视郭沫若的作品。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便把那种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到1925年前后，同样是“学灯”，在李石岑手中，便成了以介绍政治思潮为主的副刊。巴金当年与郭沫若、阿英等人就马克思主义、托尔斯泰等问题展开过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