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诗人一样，“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也有着神童的光环，据说其幼年就聪颖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五年(660年)，那时的杨炯只有十一岁，就已经待制弘文馆。

    在他童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文就颇具刚健之风，杨炯虽出身于寒门，但诗文里却藏着傲骨，性气豪纵，轻视权贵。当年诗坛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宫廷诗风达到了鼎盛时期，讲究“六对”“八对”，过于重视诗歌的音律，忽略了“诗言志”的本质，很多文人跟风效仿。杨炯却不，他与上官体为首的宫廷诗派划分着鲜明的界限，他主要是以诗歌抒怀，以诗歌表达他的内心所想，情感真挚，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大唐的新诗风。

    而所谓“待制”弘文馆，就是等待诏命，每天轮值，随时做皇帝的顾问，后来人越来越多，“待制”也就变成了一个职称。

    初入弘文馆，杨炯太过年轻，对出仕这件事还没有什么概念，日子过得安逸且满足，杨炯也是如此，在弘文馆一待就是十六年。

    二十七岁时，杨炯有些焦虑。年岁在增长，阅历与学识也在加深，他不再屈从于眼前的安逸，“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在心底日渐萌生。只是这时的杨炯早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遇，古人寿命短，二十七岁，正是不上不下的年纪。在怀才不遇的焦虑中，杨炯写下了《青苔赋》与《幽兰赋》，表达了他入仕无门的郁愤与哀怨。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在京应制舉，补秘书省校书郎。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很多诗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坐过，但这个职务大多是他们仕途的开始，抑或是升迁的一个跳板。而此时的杨炯已经年近三十，才获得了这么一个九品小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