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医本土化过程中，近代医学界人士对于人体解剖，尤其是病理解剖重要性的认知不断加深。他们认为，它与诊治水平提升、医学教育进步、解释病家疑感等有莫大关系，应在社会推广施行，但传统伦理的约束、医政管理的消极、科学精神的缺失，病理解剖的社会推广显得步履维艰。

    1935年，近代上海医家汪企张忧心忡忡地写下：“盖以当时社会迷信观念太深，虽有政府制定供学术研究准许解剖之法令，而行政官署往往惑于因果，辄作中梗，故纵有路毙之尸、刑余之体、被害之遗骸、法律之尸身，不能一一罗致，转愿付之丛葬，良堪痛惜。”他认为中国民众顽固的遗体迷信观念，导致病理解剖推行困难重重。不过，他提及在此黯淡局面之下，尚有“三五有识之士或维助供给”，这些人就是近代社会出现的志愿捐体用于病理解剖者。

    1933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立下遗嘱，志愿病理解剖的人——余子维出现了。余子维(1872～1933年，名纲，别号森子)，早年是个中医大夫 ......